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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I》，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以下。

[89]两者的互动与合作是大势所趋、时所应当。同时，法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种，其成分和程式在一个循环流转于系统内部的过程中持续运作，获得自我复制和内在的进化。

首先，纯粹法学说持一种规范还原论的立场。与传统的一般法学说相比，这一阶段的分析法理论更注重对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的运用。[21]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学百科全书运动进入了全盛阶段。对于法学而言同样如此。这样构造出的概念只具有有限的一般性，形成的体系也只是部分体系。

[7]与此同时，从自然或理性中推导出得到科学确保之规范性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遭到怀疑。2.成熟阶段 法理论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1934年）和《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1945年）。在当今世界各国，刑法的立法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是刑法典，第二是单行刑法，第三是附属刑法。

比较常见的情况出现在证券类犯罪的案件中，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就相关专业问题（如价格敏感期、内幕信息、知情人等事实问题）出具的认定函。二是，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某些专业性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咨询，行政机关对某些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解答，这些解答也是一种行政认定。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曾提出法定犯时代已经到来这样一个命题，对我们正确理解法定犯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公司法对此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因而是合法行为。

在法定犯的构成要件中，存在行政违法性，这一要素在法定犯的构成要件中起到很大作用。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实认定和处罚决定材料对于刑事诉讼只具有参考价值，不能被直接采纳。

而建立在禁止恶基础上的法定犯，其本身则不具有伦理上的恶，因此法定犯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犯，法定犯与法律而不是伦理具有天然的关联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定犯是行刑竞合，即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竞合。事实上，过失犯和不作为犯是法定犯还是自然犯，取决于与其相对应的故意犯和作为犯，如果故意犯和作为犯属于法定犯，与之相对应的过失犯和不作为犯也属于法定犯。例如《刑法》第151条第三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是指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行为。

其中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大多为自然犯，但在责任事故犯罪中存在某些法定犯，第三章规定的经济犯罪基本都是法定犯，第六章规定的社会管理秩序罪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法定犯，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存在某些法定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这种转让行为认定为《刑法》288条规定的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否则就违反了法秩序统一原理。违反特许的罪名，例如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保护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行政从属性是指从属于行政法规，而法定犯的行政从属性是指在判断犯罪成立需要参考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

由此可见，违反普通许可的行为具有破坏国家管理秩序的性质，而违反特许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管理秩序，还另外具备侵害国家或他人财产权的性质。此种情况下能否认为失火罪是法定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定犯构成要件的行为本身违反行政法规，而在过失犯的认定尤其是业务过失犯的认定中，虽然也要考察是否违反行政法规，但这里的行政法规只是过失犯预见义务的根据，而不是过失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

这里，行医资格就是一种普通许可，公民只需达到法定条件即可获得之。在行政法规中，一般都有刑事责任追究的提示条款，这些提示条款对于法定犯具有犯罪的标识作用，在存在行政违法性的前提下，把行政要素对于法定犯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制机能，而行政法规对于行政犯的认定提供了行政违法的标准，从而充实了法定犯的构成要件。

这里所说的警察法，实际上是现代行政法的雏形，因此警察犯实际上就是现代的行政犯，行政犯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二）法定犯淬炼于刑事实证学派的自然犯理论 18世纪的欧洲存在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之争，刑事古典学派主要是从法律上界定犯罪，它揭示了犯罪的侵害法益性质，例如贝卡利亚、费尔巴哈等人，都是从抽象的法律上界定犯罪。这体现在两点： 第一，法定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动。相对来说，自然犯具有稳定性。但是要注意，伦理的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而非一成不变的。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存在刑法从属性和刑法的独立性两种观点。

另一方面，如果法定犯的司法认定对行政认定言听计从，丧失独立的司法判断、事实判断，就会导致刑事审理完全形式化，沦为无意义的程序傀儡。而法定犯之所以为罪，是由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具有变动性。

比如买卖外汇行为，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是法定的犯罪行为，但是97《刑法》取消了套汇罪，不再作为犯罪处理。该罪刑法条文的罪状并没有明确规定《投标法》这一行政违法要素，然而《投标法》是串通投标罪的前置法，如果没有违反《投标法》，那么串通投标行为则不会构成串通投标罪。

对大部分法定犯的行政违法性，刑法分则都有明确规定，因而是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即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所谓的禁止恶，是指某种行为的恶是因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产生，而不是其所天然具有的，这种禁止恶所构成的犯罪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定犯。

某些法定犯可能随时代发展逐渐具备伦理违反性，因之转化为自然犯。例如，根据《刑法》第223条的规定，串通投标罪是指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些材料只能起到参考作用，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将其作为刑事证据采纳。然而，目前刑事证据的分类体系还是主要依据自然犯罪的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统一的刑法典模式，除了刑法典以外，没有附属刑法，单行刑法也极为罕见，所有的犯罪都毫无例外的规定在刑法中。因此法定犯最初的思想渊源来自禁止恶的概念。

尤其是，有一些法定犯的案件事先经过了行政查处程序，行政机关对于行为人行政违法事实进行了认定、甚至已经进行了行政处罚。因此，法定犯作为一种犯罪类型具有刑事违法性。

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部分空白的构成要件。对犯罪的这种理解建立在行为刑法的基础上，更强调犯罪和法律（这里的法律主要指刑法）之间的关联性。

这种行为逐渐从行政犯转化为法定犯。而刑法从属性说则认为作为制裁措施，刑法规范确实有增强其他法律规范的禁止性命令作用，为了能够理性防止在刑法方面滥用立法权，有必要对适用刑事制裁评估或者坚持刑法辅助性原则，因此这种观点认为，规定在附属刑法中的刑法制裁条款，更倾向地认为从属于有关的行政法。相对于自然犯来说，法定犯具有双重违法性，自然犯具有单一违法性。因此，我们需要对法定犯予以充分的关注。

正是因为法定犯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双重属性，因而法定犯的构成要件远比自然犯的构成要件复杂，这也为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法定犯带来一定难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经济行政法规，因此经济犯罪具有了法定犯的特征。

在违反命令性规定的场合，可能构成不作为方式的法定犯。此时，要参照交通管理法规的内容进行填补。

后来，行政犯的概念逐渐与法定犯的概念合二为一，不再区分。经济犯罪与法定犯的关系而言，经济犯罪都是法定犯，但法定犯不都是经济犯罪，因此法定犯概念的外延大于经济犯罪。